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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6月傅雷在法国西部波其安,傅雷先生的

2019-10-15 22:01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在数量上《傅雷家书》与之不能比较,但《傅雷家书》内容的丰富深刻、精微细致却是独具优势的。

  1930年春傅雷与刘海粟夫妇在巴黎阿尔培裴那画室

  刘校长:

  重编本中以傅聪的家信代“前言”,恰恰从中看到了与傅雷的认识上的差异。傅聪直言不讳地以自己的经历与1957年后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比较。他说:“国内的生活和国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第8-9页)而北时的傅雷必得参与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观念差异显示了出来。

  傅雷在江苏路284弄5号宅院内(1961年)

  ……上星期六(22日),学校暖气不好。您作为校长当然生气。但是您不了解情况,把气全出在周同志身上,这是不公平的。咱们都是从历次斗争中过来的人,处理人的问题,尤其是处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干部的问题,要慎重,慎重,慎重啊!我写到这里,掉眼泪了,我希望您能理解这种热泪。

  [一点说明] 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家书》的评论,着眼于展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二、我对傅雷先生的分析,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三、我对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剧的描述,着眼于中国文化这一个特殊文化类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编的《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将它称之为“重编本”。关于这个本子与原编本的区别,新增多少,调整和改正了哪些误植之处,傅敏先生已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与“重编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写;使这篇文章能够反映“重编本”的全貌。为此,我两次与傅敏先生通话。他十分谦逊,除一处与背景的事实错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许更愿意尊重评论者的自由发挥。重编本《傅雷家书》的责任编辑邵丹女士,也对重写评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傅雷(1953年)

  傅雷爱摄影,喜拍风景照,风景照中尤喜拍松柏。

  当我写到傅雷没有看透什么样的“土地”与“土壤结构”时,心中充满了敬重与沉重,丝毫没有以为我们与傅雷在认识上有了高下之分。就像去责备屈原不懂电视,李白不懂电脑,无疑是可笑的愚蠢。在傅雷所处的时代,他的认识已属“前卫”。而要认识“土地”与“土壤结构”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惨重的历史代价。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而在此之前,他也只能参与反右斗争的开展;在文革风暴袭击到自身之后,只能写下“永不翻案”的检查。

  傅雷与傅聪在杭州(1956年)

  人们在傅聪前加的前缀往往是钢琴家。傅敏说傅聪之所以成了世界一流钢琴家,是他按照父亲设计的顺序走到这一步的:“先做人,后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如果把钢琴家作为第一步,傅聪恐怕成不了世界一流钢琴家。”傅雷家教在再版、增补版5次,发行130多万的《傅雷家书》里,倾注了父亲对儿子成长的心血。现已成为家长教科书。

  《傅雷家书》是我爱读,也怕读的一本图书。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傅敏授课特点:不讲中文,不留作业。“用中文教英文,学生永远进不了门”。傅敏直言不讳“搞题海战术的老师是自己没本事”。傅敏教过的学生听说能力强,高考不丢分。因他在英语教学上“有本事”,故被评为特级教师。

  写出以上这段话的时候,傅雷大概有一种“这下好了”的喜悦与轻松,他以为自己发现的“症结”有了解结的希望。1957年朱女士在信中告诉傅聪,傅雷“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而1961年之后,傅聪却感到:“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almost fanatic(近乎狂热)。”

  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3年)

  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精神够不上;

  二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此次重编本我又再次阅读,也许正是为了探寻这“不明不白”之谜。这绝不是个人生死之谜,而是一代(也许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它连接着我们民族的盛衰。

  傅雷父亲傅鹏

  傅雷虽去,傅雷奉行的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德行在傅聪、傅敏身上薪火相传。傅聪体现的是艺,傅敏继承的是德。傅雷生前致信傅聪:“你对艺术的感受怎么和我想的一样,我俩心心相印……”傅敏总结父兄,“一个在文学翻译上一句一句磨,一个在音乐艺术上一句一句抠。都是追求完美的人。”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个既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开放通达的女性,她的母爱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环境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孩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几个菜肴的制作程序,唯恐疏漏一个细节。

  1954年8月,傅聪在波兰练琴,为参加1955年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作准备。

  1962年3月14日傅雷致信傅敏:“你该记得,我们对你数十年的教育即使缺点很多,但在劳动家务,守纪律,有秩序等等方面从未对你放松过,而我和你妈妈给你的榜样总还是勤劳认真的……但愿我们大家都来不断提高自己,不仅是学识,尤其是修养和品德!”

  《傅雷家书》的直接受益者当然是傅聪。傅聪说:“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做人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对此,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也体会至深,她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

  傅聪(1934年9月,半岁)

  -品格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发出这样的追问,我想,这是人类的希望!

  傅敏在北京女一中宿舍内备课(1963年)

  您批评戴、冯两位同志表现不好。难道说话直率、敢于揭露矛盾,就是表现不好吗?我这个人就是爱提意见,心里有话就得说。有人劝我:“管他呢,你管得着吗,回头给你穿小鞋。”说实话,我要怕给我穿小鞋,我就什么也不说了,我该俯首时俯首,该帖耳时帖耳,不该时就用牛角尖顶你!我为什么不怕?因为我没有什么奢望,我只想为了学生教好书。我做的一切只要对得起学生,能把学生培养成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这一辈子也就没白过。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敢于去见我的父母。

  (三)

  青年傅聪在上海家里练琴(1956年)

  修养和品德教育,傅雷对兄弟俩常抓不懈。傅敏幼时顽皮混沌,1948年到昆明后没考上小学,傅雷亲自教授。教材选择上,重在品格操守。傅雷工整抄写史书。给傅敏讲“‘抬着棺材见皇帝’的死谏志士”。现今傅敏仍然记得父亲讲授文天祥、岳飞、魏徵时壮怀激烈的神态。“他对这些为国捐躯的大丈夫一咏三叹”。下课,傅雷让傅敏写感想,“为什么他们流芳百世?”“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傅雷用的是启发式教育。他从不正面给答案,启智为要。如果傅敏的作业傅雷不满意,重来,直到达到他的标准。语文如此,数学亦是。四则运算,傅雷边学边教,注重举一反三。傅敏总结:“这对训练小孩子的脑子很好。”让傅雷欣慰的是,傅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傅敏考上中学后,自学能力强。大学寒暑假返沪,他分析肖伯纳剧本《卖花女》,傅雷认为“还可以”。待傅敏成为教师后,沿袭了父亲的启发式教育。他教书原则:“训练小孩的思考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傅敏初中时,学习小提琴。毕业时提出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立志拉琴为业。傅雷摇头,理由有二———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傅雷还有一点儿沾沾自喜。他认为这种政策调整的内容与必要性是他早就认识到了。他对傅聪说:

  傅聪在江西庐山(1947年)

  -家教

  《傅雷家书》的文化格调应该说是“顶级”的。傅雷本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钢琴大师的傅聪。楼适夷先生称其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是并非夸大其词的赞扬。

  图为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举行婚礼

  《傅雷别传》在本报连载后,在读者中产生一定反响。这是继《傅雷家书》出版19年后让读者再次复活了记忆中的傅雷———“一个天才的傅雷;一个幼稚的傅雷;一个倔强的傅雷;一个追求完美的傅雷;一个永不停止思索而终生不得安宁的傅雷”。傅敏,傅雷次子认为上述“五个一”较全面说明了父亲———“他是这么个人”。在《傅雷别传》连载第18期这天,记者就教育、气节等采访了傅敏。今年63岁的傅敏退休前是北京第七中学英语特级教师。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青年傅聪(1956年)

  傅雷对待名利,从家书中可见其品格。1956年7月29日傅雷致信傅聪“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

  最终,她跟随着傅雷走上了不归之路。她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严已将不能忍受这样的践踏和侮辱;她和他携起手来,把生命融合一起,迈步永恒。对她来说,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丽。

  1982年傅聪与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队在排练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一语成谶。傅敏果然按照父亲的设计教书35年,至于父亲怎么看出他是教书的料,傅敏遗憾:“没来得及问。”他承认父亲看人能看到骨子里,赏文鉴画一针见血。傅雷离世前几年,反思对儿子的教育,他对傅聪、傅敏内疚:“你们没有欢乐的童年。我对你们太严了。”而成人成才后的傅聪、傅敏感谢父亲的严:“父亲是我们兄弟俩最好的老师。”

  爱读,是因为它是一本使人获益匪浅的难得的图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它一印再印;当第五版时,又编入十四封新发现的信函;据1998年的统计,已累计发行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编本,据说第1次印刷,全数被发行部门订购。这说明《傅雷家书》依然是读者十分关注的读物。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涉及家庭教育的图书数不胜数,名人家书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也难以统计,但像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属罕见。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傅雷书房内(1961年)

  1984年8月25日凌晨二点

  在此,我特别要提到重编本新增的三十四通中,有二十三通是母亲朱梅馥女士的信。这些信件在读者面前伟大女性的亲情和人性。

  青年傅聪在波兰(1955年)

  1954年,傅雷致信傅聪:“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呢?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播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开花结果———我指的是一个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yabo.com,  傅雷与周煦良(1964年)

  傅敏曾担任中学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评审中,对不按原则办,降格以求的事,他拍案而起:“降低教师资格,等于降低学生标准,是误人子弟。”傅敏没因别人无原则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两次写辞职报告。他秉承了父亲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他爱给领导提意见,从以下进谏信中可见傅雷骨血———

亚博体育手机APP,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谜早已解开,不值得罗哩八嗦,旧事重提。我却以为,万勿过分乐观。每一个民族的严重挫折都连接着它整个文化历史土壤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下子能够闹明白是不符合规律的;即使闹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动力,依然千山万水,岂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前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理代表整个日耳曼民族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虔诚地忏悔,至今却还有新纳粹主义者时时兴风作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伤。确实,我们的一位伟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掘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但伟人的认识不等于是大多数人的认识。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文化因素并不会因为少数先进人物的认识而随之消失。鲁迅当年抨击的旧传统我们今天还会遭遇,有的还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当然,它会不断变幻出更“时尚”的形式。也许那些对历史漠然无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这“时尚”所迷惑,不知道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装陈酒。

  傅雷在法国(1930年)

  “父亲既然欣赏‘抬着棺材见皇帝’的死谏品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做人气节上,他思齐。”傅敏说。1957年,傅雷受到批判,有人暗示他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过关。他不干,后挑明,说成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傅雷坚辞。自然地,1958年他被人戴上右派帽子。这天他夜半归家,夫人朱梅馥担心出事。傅敏成人后听母亲讲,“就因为他考虑你还小……否则他就走了。”1961年傅雷摘帽。傅敏亲见父亲得知这一事实后,面无表情,继续伏案。现已阅事沧桑的傅敏理解父亲当时的处事逻辑:“戴帽子的是他们,摘帽子的也是他们,跟自己无关。如果父亲为摘帽而感恩戴德,则说明父亲承认自己是右派。因为父亲不承认强加给自己头上的莫须有,所以对帽子来去漠然视之。”

  正是这样的家教陶冶出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并给千千万万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宝镜。照一照我们给了孩子一些什么,为了孩子我们自己怎样做事做人?

  1982年1月傅聪结束在京的演出和讲学后,李德伦和吴祖强在机场送行。(1982年)

  傅雷被错划右派后,不能出书。傅雷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关部门指示:傅雷可以继续译书,但新出的书必须改名,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拒绝:“要出,仍署‘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感慨“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傅敏说父亲让人敬佩的品格之一:“一生没说过假话,没说过别人坏话,更没整过人,中国文坛上恐怕除了梁漱溟、傅雷之外少见如此操守者。”

  2001年4月在旅途中

  图为傅聪在昆明演出(2001年)

  “文革”来了,1966年9月3日傍晚,傅敏接舅舅电报,没看电文,便知父母已去:“按父亲的性格,别碰他,一碰就走,他太刚烈了。他是典型的宁折不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早走早解脱。”红卫兵碰了他———在一只亲戚寄存的箱子里被红卫兵查出所谓的政治问题。傅雷只承认寄存事实,不奉告寄存之人。由此引火烧身。即便如此,傅雷视死如归:“没啥了不起,大不了两条性命。”他在遗书上写道:“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遗书与家书一脉相承。1963年6月2日,傅雷致信傅聪:“历史上受莫名其妙指摘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伏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对: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在弃世前几个小时,傅雷向亲属交待了13件事:如代付9月房租;亲属寄存之物,因抄家不见,以存款抵之;600元存单一纸给保姆周菊娣,做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君子名节,傅雷死守到终。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断历史的羁绊,没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价前超越历史。今天的问题在于,傅雷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认识我们的“土地”,改造我们的“土壤结构”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推卸这历史的责任,让傅雷式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图为父母与聪儿在书房

  1979年至今,傅聪回国传艺十几次,讲学、演奏。

  (一)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3年)

  他虽然不当任何“长”,由于他敢说真话,群众选他为西城区人大代表,连任五届,直到退休。他曾给教育部长蒋南翔提建议;在人代会上忧虑教育领域中的某些现象,比如:学生为谁而学习?相当多学生选择专业是为自己将来活得惬意,而对国家需要的基础行业不考虑,对国家前途命运不闻不问,甚至一些初中生学外语的目的就为出国、进外企;上级检查卫生,学校组织学生突击大扫除,这在年轻心灵里栽下的是弄虚作假的种子;重理轻文的结果是对文史、音乐、美术不重视。素质教育,主要靠人文教育的滋养。“文革”中集体疯魔的事实,是人文教育、法制教育长期贫血所致。音乐美术陶冶精神文明,多听莫扎特,人会变得文明。历史课熏陶学生爱国惜民。有些高中生写的作文,通篇不见自己思想。很多学生不爱看书,说是没时间。不爱看书的人怎能完善自己,产生自己的思想?特长生应与三好生同等地位,特长生也许是未来某一领域的大师,我们不能做埋没他们的罪人。傅聪当年考云南大学,数学可是0分……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赐予的,赐予者有赐予的权力恰好说明也有收回的权力;而可以赐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从根柢上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时的开明。或者说,是一各瞳生于当时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博学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的理解。

  图为1961年的傅雷

  第二,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你呀,是块教书的料。

  我们只能说,这是美的毁灭!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5年)

  刘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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